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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道教”与爱国主义

发布日期:2015-02-28 责任编辑:admin 来源:未知
张继禹先生在《中国道教》 2000年第1期的特载《祝福你,新千年》中,提出了“生活道教”的主张。认为道教的教义思想中包含着许多生活的哲理,对当代人的生活有积极的启迪意义。提倡“生活道教”,就是要将古老道教中的文化精华和当代人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将道教的精神、道教的智慧从各个方面贯彻到人们的生活中。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一种生存的智慧,引导人们妥善处理好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从而获得圆满的人生;另一方面也使古老道教在立足于生活、利益于生活、圆融于生活的过程中,不离生活又升华生活,从而使自身得到更新和发展。“生活道教”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本文拟对“生活道教”及其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作一简要分析,以期发掘其中的积极内容,为社会服务。
 
一、道教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生活
 
张继禹先生认为,道教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生活。确实如此,关注生活、贴近生活始终是道教一贯的优良传统。从道教史的发展看,早期道教便具有民众宗教结社的性质,以救灾、济贫、疗病、劝善为宗旨,道众以劳苦民众为主体。它仿照汉代的行政制度,吸收民间巫鬼道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宗教教团制度,有较浓的宗法政治的色彩。陆修静《道门科略》渭:“天师治治置职,犹阳官郡县冶理民物。奉道者皆编户着籍,各有所属。”葛洪《神仙传·张陵传》谓:“陵与弟子入蜀,往鹄鸣山,得正一盟威之道,能治病,百姓奉之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长官,并立条制,使诸弟子随事轮出半绢器物纸笔樵薪等。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使疾病。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以来所犯之罪,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早期道教组织的这种宗法政治的色彩,和一般的宗教有所不同。它除了是一个宗教(即道教)信仰者的团体之外,更是一个聚合社会阶层的、能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和行动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结构及功能随着当时社会形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直接具有社会管理的职能,这便超出了一般的宗教团体的功能。因而,从一产生,道教就显得更为世俗化,也更贴近生活。
 
此后的魏晋神仙道教,以长生成仙作教旨,到南北朝时期发展为成熟的教会式宫观道教。隋唐时期,道教经过国教化的阶段,同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融为一体。这两个时期的道教除了同样具有上述早期道教和宗法政治的关系联系密切的特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即这两个时期的道教,因其价值准则、仪式和组织已趋于成熟,其文化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也进一步加深。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它对民众的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即对民众既有的行为习惯、风俗的反应、修正或改造的过程。这两个时期的道教,或提倡斋戒建功,或辨析玄理、持清静无为之旨。都深刻地影响到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如,葛洪就认为,成仙必须积德。“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道教的这种劝善伦理,对于劝导人们弃恶扬善,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是积极有益的。又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社会风习,其形成也跟道教的有关教义有关。当时,由于汉王朝推行的礼法制度越来越繁琐,越来越成为形式的东西。讲仁义博施的人,往往在那里赤裸裸地追求虚名;倡导礼仪的人,毫不掩饰地争权夺利;所表彰的一些所谓的忠信的人,往往是一些假、名节之士。道教认为,对于这些“仁义”、“忠孝”等“下德”应该重新估价,应该看到这些形式的局限性。补救的办法,便是以“无为”作为推行礼义的根本。道教“无为”的文化传统对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社会风习的形成无疑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宋、金、元时期兴起的全真道还超越了神仙道教的长生不死之说,认定仙人就是体悟得道的人,神仙为人所做,人与神仙并没有质的区别。修道就是寻找真实的自我。是向人的自然本性的复归。这是以另一种方式更进一步地贴近人的生活。所以,综观道教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道教自始至终都是与人及其“生活”密不可分的,关注入的生活,贴近人的生活是道教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动力及基础。
 
如果我们再考察道教的教义思想,也可以看出道教与人的“生活”是相即不离的。“生活”是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的总和。其中,生命的保存和生命价值的实现,是它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而道教是特别重视生命价值的宗教,一般宗教均认为人世是多灾多难的,人世即苦海,人生是在苦海中挣扎,诱导苦难者把对幸福的向往寄托于彼岸天国,企图灵魂得救、来生幸福或进入永远极乐的境地或天国。而道教的人生观与此则大不一样,认为能生活在现实世界是一种乐事,死亡才是最痛苦的,因而它乐生、重生。道教教义中重视生命价值的特点,是其贴近生活、溶于生活的一个重要表现。除此之外,道教还有很多的教义思想也与“生活”息息相连。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清静寡欲、淡泊名利的修养学说,慈爱和同、济世利人的社会美德,推崇黄帝、护国爱民的爱国传统等等,都是这样。例如,《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引申开来,道教的教义认为,尊重生命,善待万物,是大道本身所拥有的普济救世美德的最好体现。因此,道教要求人们爱及昆虫、草木、鸟兽,爱及山川河流,爱及日月天地,不要无辜伤害任何生命。这个观点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生活的生态环境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又如道教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修养学说能净化人们的心灵,减少人际关系的磨擦。而其行善积德、济世利人的教义,既是道教徒自我约束的伦理规戒,更是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内容。从上述道教的主要教义思想,也可以看出道教直接关注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和人的“生活”相即不离的。
 
总之,从道教的形成看,道教始终以利益社会,关心人生、精神升华作为宗教修养的目的。从道教的教义看。它也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另外,它的外在教团组织与宗教制度,也均具有与我国宗法社会紧密联系的属性。因此,提倡“生活道教”,认为道教既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生活的观点,是切合于道教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二 生活道教”的理念必然导向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源白于生活的一种高尚情感。爱国主义这种感情的源头从人们同国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中涌出,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是人们的需要同国家的依存关系的一种特殊反映。每个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首先是这个民族的主体即人民同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同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们对自己生息和活动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一种“自我情感”,正是爱国主义基础的具体化表现。
 
道教是孕育、流传、发展于我国的宗教。道教的教义,具有浓厚的中华宗教观念及传统文化的色彩;道教所弘扬的规戒科禁,亦即宗教道德,与中国主流的传统伦理道德是相符的;道教的仪法,也基本是基于我国历来所重的宗法的礼仪形式。道教礼仪和文化对中国人的心理和社会行动的重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道教从内在的义理到外部的表现形式,都跟我国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也与我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密切相涉,正由于道教有重视“生活”的传统,能深入并溶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道教中人生发出“爱国忧民”的情感、道教教义中蕴含有爱国主义的精神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早期天师道,便推行平等便民的政治,企图解除下层人民的疾苦,为群众造福。《太平经》也提出“忠君”、“孝亲”的口号,认为“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事其君。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古代的所谓的“忠君”或“爱民”跟“爱国”基本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倡导“忠君”、“爱民”在当时可以算作是一种爱国情感的流露。魏晋南北朝时期,寇谦之、陆修静重视斋戒仪范。陆修静《道门科略》说:“太上老君……故授天师正一盟威之道,禁戒律科,检示万民,……使民内修慈孝,外行敬让,佐时理化,助国扶命。”认为内持斋戒,外持威仪,便能“佐时理化,助国扶命”,达到“道化宣流,家国太平”的目的。这种将道教修持与“助国扶命”、致“家国太平”相联系方式,也是道教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宋元间,在江西西山玉隆万寿宫,有“净明忠孝道”,简称“净明道”的兴起。“净明道”教义中最主要、最突出的内容,就是强调修道必须忠君孝亲。在当时强敌压境、国家处于危急的形势下,忠君孝亲,是具有爱国意识者捍卫家国的一种方式。
 
在近现代,道教界因关注国运、民生而更为人世、更为生活化了。在其“生活”化的过程中,又因其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因而在国家、民族遭受侵略的生死存亡之际,其爱国热情表现也更为强烈。近现代道教界的爱国主义的典型人物和事例是层出不穷、不胜枚举的。在教义方面,也出现了很多关于爱国主义的论述、主张。如陈撄宁先生根据道教重术的特点,提出了“仙道救国论”,希望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以“神通”来使中国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以救世人、救国家。在《答钱心君七问》一文中他说:“现在这个时代,是动真刀真枪的时代,不是弄笔杆子时代,说得好听,没有用处,必须要做出一点实在功夫,方足以使人相信。你若要救国,请你先研究仙学,等到门径了然之后,再去实行修炼。等到修炼成功之后,再出来做做救国的工作。”在《致庐山某先生书》中,他又说:“修道学仙,诚为美事;但值国家多难,正乃志士效力之秋。……独善其身,已非今日大局所容许”,所以他劝人“暂图世务,静待良时”(同上)反对脱离现实生活,在国难当头时消极遁世的做法。在主张以仙道救世救国的同时,陈还提出一种“道教文化救国论”。在著名的《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一文中,他尖锐地指出了文化宗教侵略的危害性,并且认道教为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寄托。他说:“须知信仰道教,即所以保身;弘扬道教,即所以救国,勿抱消极态度以苟活,宜用积极手段以图存,庶几民族尚有复兴之望。武力侵略,不过裂人土地,毁人肉体,其害浅;文化宗教侵略,直可以夺人思想、劫人灵魂,其害深。武力侵略我者,我沿能用武力对付之;文化宗教侵略我者,则我之武力无所施其技矣。若不利用本国固有之文化宗教以相抵抗,将见数千年传统之思想,一朝丧其要基,四百兆民族之中心,终至失其信仰,祸患岂可胜言哉!”他主张以统的道教文化抵御外来文化的侵略。表现了一个道教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爱国热忱。另外,民国初期于北京发起成立道教会提出的“入世救国论”。也充分显示了道教界的一些有志之士在当时国家衰弱的情况下,积极“入世”,对运用道学,振兴中华,造福人类的决心。道教会突出了道教的治世功能,“是出世法即为入世法”。着重宣扬治国太平以至世界大同之道,而对于脱离人世的修仙之道及拒绝新思想的守旧习气则不以为然。在当时共和取代帝制的新旧变革时代,道教会称其“有昌明道德,促进共和之义务”,以“力挽颓风,表彰道脉,出世入世,化而之一,务求国利民富,以铸造高尚完全无缺之共和为宗旨”,“务使五族混化,万善同归”,极力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以振兴国家民族为己任。总体看来,近现代以来,道教界不仅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而且还支持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疯狂进行侵华战争期间,不少道教徒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支持抗日军队,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甚至为此而英勇献身,大大发扬了道教界的爱国主义精神。
 
总之,“生活”不仅是谋求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行为总和,更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存、民族的发展。倡导“生活道教”必然要求关心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而从中产生爱国主义的情感也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爱国主义是“生活道教”的应有之义。
 
三、提倡爱国主义的“生活道教”.服务社会、人群
 
提倡“生活道教”,目的在于服务社会、人群。正如张继禹先生所说:“我们期盼,道教的生活态度能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自我,正确认识人生的意义,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陶冶情操,高尚道德,升华精神。”古老道教要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方面要发扬其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倡导适合当代社会的教义内容。贴近生活,关注生活,是道教的一贯的优良传统。倡导“生活道教”,特别是“生活道教”中的爱国主义,将能使道教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也能使道教在当代得到更为健康的发展。当前,倡导爱国主义的“生活道教”,笔者认为重点应当侧重如下方面:
 
(一)倡导道教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爱国就要建设祖国。这个思想是源远流长的。早在战国时期,墨子就曾说过:“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主张勤俭实干、艰奋斗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后这种思想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中华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建国兴邦意识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它要求彻底改变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把中国建设成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大众的事业,是全民族的事业,需要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需要组织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于其中,团结奋斗。另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又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是需要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加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现实可行的方案,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它能最大限度地感染和召唤起民族的共同意志,这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文化精神条件。如果没有爱国主义精神这个基础,整个社会、民族是一盘散沙。不能拧成一股绳,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轻则不能顺利进行,重则不能达到预定目标。所以,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息息相关的。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各地的道教官观大都因地制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宫观道院从事农业、造林护林、采药种药、医疗、手工业、旅游服务等各行各业的都有。例如四川青城山的道众根据道教秘方配制“洞天乳酒”,采茶制茶;崂山的道众从事医疗业;华山道众从事旅游服务业等等。倡导爱国主义的“生活道教”。道教界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时期道教界爱国主义的一个表现。道教本有鼓励劳作以自养的教义。《太平经》中强调“人人应劳作,自食其筋力”,否则有罪。特别是全真派的宫观,自来就有耕作自养的传统作风。爱国主义的“生活道教”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自觉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表达了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强烈愿望。
 
(二)弘扬道教文化。以文化的方式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作贡献。
 
爱国主义情感是在祖国优秀民族文化的陶冶中产生和发展。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是社会环境的广泛而重要的内容,它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认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爱国主义的形成。尽管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的形成是一个主体自觉的过程,但这过程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只有在一定的文化环境的熏陶和影响下才能最后实现。笔者2000年6月份曾前往宝岛台湾参加“首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研究者论文发表会”,会上,针对海峡两岸的对立状况,台湾学者黄胜得先生运用《周易》中的卦象和原理,对两岸文化交流的意义作了形象而贴切的说明。他说:“《周易》中有一《否》卦,卦象天在上,地在下,天气上腾,地气下沉,天地阻隔不交,是凶险的。《周易》中又有一《泰》卦,是天在下,地在上,天地相交,万物化生,是吉利的。阻则险,交则吉。我们开这个学术交流会,使海峡两岸的青年学者可以在一起,切磋学业,增进了解。《泰》、《否》卦后还有一卦叫《同人》,有了了解,就会有认同感,这便是《同人》。两岸青年进行交流,对共有的中华古老文化宝典《易经》探讨、学习,必将加深双方的了解和情谊,对于缓解当前两岸的紧张局势是有帮助的。”在会议中,两岸学者还多次用到“中国文化”、 “中国人”的词句,这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海峡两岸学人的深刻影响。
 
同样,道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沟通海峡两岸中国人的认同感方面,无疑也有着重要的作用。笔者的一个台湾朋友曾说起过这么一件事。有一位台湾的老奶奶,对道教中的关圣帝君有着非常虔诚的信仰。后来,一些台独分子煽动她赞成台湾独立,当她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有人对她说,你要是赞成台湾独立。那么,你信仰的关圣帝君就成了外国人了。老奶奶觉得这是不能接受的,也就不再赞同台独分子的 “台独”主张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化具有超越于个人或群体之上的外在性,又有影响人的意识的内在性。任何个人或群体在进行价值评判和行为选择时,一般均依从于既有文化规范,并期盼其他个体或群体也这样做,由此构成一种“外在”的人际秩序。同时,文化规范天长日久地积淀在人们的意识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人的现实行为,这又是 一种内在的制约性。道教文化同样具有一般的文化规范的这种作用,我们当前弘扬道教文化,尤其是道教文化中的“生活”性及爱国主义,以文化的方式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将可以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及国家统一和发展作出贡献。
 
当然,倡导爱国主义的“生活道教”,还有着许多方面的内容。笔者仅就自己的理解对此作了上述的一些粗浅阐释,敬请专家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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